一场媒体热潮眼看就要到来，这下子，大陆上百多家传媒都忙活着，为这次的文化盛宴做足准备。

可以说，这次大陆之行，没有哪个学者的到访能造成如此大的反响。

要是没点儿争议，那也就不像李敖的作风了。

在李敖现身之前，网上不少人对这次活动不太看好，他们觉得李敖这人挺世俗，既爱钱又好色，还总爱把学术当成娱乐来搞。

张欧亚是《楚天都市报》的头号记者，当他接到要去做采访的任务时，心里也有过这样的想法。

不过，等他和李敖真正打交道后，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。

那么，李敖这次到大陆都碰到了哪些好玩的事儿呢？都70岁的人了，他为啥还要跑这么远来大陆看看呢？李敖到底是个啥样的人啊？

【李敖的求学之路】

1935年的时候，李敖在黑龙江的哈尔滨呱呱坠地了。

那时候，东北被日本人占领了，还弄了个假的满洲国。所以1937年的时候，李敖的爸爸李鼎彝就带着全家往南走，搬到了北京。

李敖在朝阳门周边的新鲜胡同小学，度过了童年的岁月，那是他在大陆待得最长的一个地方，给他留下了最难忘的记忆。

在这次到大陆旅行时，李敖特意回到了他阔别六十多年的母校小学。学校的学弟学妹们专门站成两行，在道路两旁热烈欢迎李敖的到来。

后来，李敖特意去看望了以前教过自己的班主任鲁荣坤老师，现在她已经86岁，得了帕金森症，不再像以前那样笑容满面、眼神炯炯有神了。

见到鲁老师后，李敖心里头五味翻滚，他一条腿弯着跪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，双手恭恭敬敬递上了特意为鲁老师准备的美元红包，跟鲁老师聊了好一阵子，这才从鲁老师家告辞出来。

在那段悠闲的小学日子里，李敖的爸爸李鼎彝常常骑着自行车，载着李敖和他的姐妹在北京到处游玩，他们会去故宫、天坛，还有美丽的颐和园。

李敖对北京的好多回忆，大都是在这几年里积攒起来的。

小学一毕业，李敖就考上了北平四中，可那时候正好国共在打内战，北平眼看就要打仗了。

李鼎彝因为战争，赶紧带着孩子往南逃到上海。等在上海安顿好，李敖就在附近的缉规中学，也就是现在的市东中学，继续上学了。

回到这所中学，李敖在2005年故地重游，他在这儿念过好几个月的书。这次，他还收到了自己当年的入学资料，上面写着他的学号“5989”。

他真后悔当初没在上海多逗留些日子，因为仅仅一年后，战火就烧到了长三角地区。李敖的爸爸只好又带着全家往南逃，他们乘船到了台湾，结果这一住就是一辈子。

搬到台湾后，李敖靠着在上海缉规中学打下的基础，顺利进入了台中市省立第一中学的大门。

那时候，李家生活特别困难，李敖穷得连学校组织的课余活动都参加不起。

有次，李敖参加学校组织的郊游活动，因为从没到过台湾，他对这儿特别感兴趣，心里琢磨着得亲眼瞧瞧书里描述的日月潭是啥样。

所以，李敖建议大家这次出游去日月潭逛逛，大家听了都觉得这主意不错。

回到家，李敖就跟爸爸说了那事儿，想让爸爸早点把出去玩的钱给他准备好。

结果却让老爸李鼎彝好生责备了一番，家里穷得连牙刷牙膏都置办不起，日常都是用盐水凑合着漱口，哪有多余的钱让他跑去日月潭瞎晃悠呢？

结果就是，李敖没办法去这次徒步旅行了，当其他同学都去日月潭玩的时候，他只能留在家里，通过看书上的日月潭图片来“过过瘾”。

他把从大陆带来的五百多本书都看完了，之后就跑到台中的图书馆继续看书。后来，他对台中图书馆熟悉得不得了，只要用鼻子闻一闻，就能猜出这本书是哪个书店出版的。

他在台中度过了高一到高二的时光，但实在没法继续在学校待下去了。李敖不想再上学，就决定自己在家琢磨学习。

1954年，他顺利进入了台湾大学，选择学习法律，可学着学着，李敖觉得自己对法律真的没啥热情。

然后他一咬牙退了学，转头又去深造，结果考上了台大的历史系。所以说啊，李敖在大学那会儿，就已经显露出他那股子叛逆劲儿了。

【李敖谈大陆行的原因】

这次为期12天的神州游，是在2005年9月19日开始的。李敖搭乘飞机，先从台湾起飞，在香港中转了一下，大概在下午5点的时候，顺利抵达了北京首都机场。

因为时间紧迫，李敖第二天就赶紧逛起了北京。

20号一早，李敖在好多记者的跟随下，领着他12岁的儿子和闺女，一块儿去了故宫游玩。

那时候，他披着一件深蓝色的外套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真看不出他已经70岁高龄了。

有故宫的副院长和馆长陪着，李敖游览了好多地方，像三大殿这些有名的景点都看了个遍。

那时候，不少也在故宫玩儿的游客碰到了李敖，都特别兴奋，纷纷抢着跟李敖说话，还有的求着李敖给自己签个名或者一块儿照个相。

李敖态度非常和蔼可亲，他全都应允了大家的要求，并且还对游客们表达了谢意。

参观的时候，李敖看着那些展出的文物，每件都能聊上几句，而且说得都挺在理，他心里特别感激能有这次大开眼界的机会。

快参观完的时候，李敖特地给故宫博物院送了一份礼物，是乾隆皇帝写的一段跋语，以此庆祝故宫80岁生日。

接着，导游带着李敖一家来到了天安门。站在城楼上，李敖发现有一排椅子，上面都披着金黄色的华丽绸缎，显然是特别保护起来的。

平时很傲气的他，突然有了想坐一坐的念头。可当讲解员说起这排椅子的往事时，李敖却连忙躲得远远的，直说不敢坐。

这几把椅子，以前可是毛主席、周总理他们休息时坐的。每当国家要在天安门举行大典，这儿就成了领导们临时歇脚的地方。

李敖对那些带领老百姓摆脱苦日子的共产党领导人特别佩服。所以，当他听说这椅子是那些领导人曾经坐过的，连忙摆手说不坐了，还开玩笑地说：

这个我可不敢坐，一坐准得烫得屁股疼。

在要走的时候，讲解员特地递给李敖一本记事本，让他写几句留言，就当是来过这里的一个纪念。

琢磨了好久，李敖最后决定挥毫写下“同甘共苦”这四个大字。

这段话换个说法就是，这四个字挺有深意的，既讲了他对大陆的看法，里面那个“共”字，大家心里都明白，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。

第二天，李敖前往北京大学进行了一场演讲。后来在采访中，李敖还说到，他来大陆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想在大学里分享自己的见解。

李敖打算利用这几个小时的演讲机会，跟大学生们分享一下自己五十多年来四处闯荡的心得体会，希望他们能从中获得一些启示和教训。

为啥会挑北京大学呢？说白了就是三个理由。

首先，北京大学有着很深的底蕴，学术上非常了不起。这儿汇聚了全中国顶尖的学生。

另外，由于李敖的父亲和姐姐都是北京大学出身，所以他心里一直琢磨着，想回去瞅瞅老爸的母校。

第三个缘由，说起来跟北京大学以前的一位校长胡适先生有关。

胡适不单是李敖老爸和老师的老师，还是李敖的大贵人。在李敖最拮据那会儿，胡适慷慨解囊，给了李敖1000块钱帮忙。

几十年前，李敖那会儿，1000块钱对他来说，可是个大数目，相当可观。

这次来北京参观的时候，李敖特意给北京大学捐了35万人民币，打算为胡适先生塑一尊铜像，以此来表达他对胡适先生往日恩情的感激。

这次讲话让北大的学生们特别兴奋，因为想听的人太多，学校只能采用抽入场券的办法，让一部分幸运儿能进礼堂听。

演讲时，礼堂里热闹极了，不少原本只是抱着“随便听听”念头的学生，都被李敖的讲话深深吸引，顿时，“李敖”的名字在礼堂里回响不停。

另外，李敖这次到内地还有个挺个人的原因，就是想带着晚年生的两个孩子“开阔眼界”，让他们瞧瞧祖国的风貌。

李敖到了50多岁才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他来大陆访问的那一年，儿子李戡才12岁大，而小女儿李谌才刚满10岁。

我带两个孩子过来的理由其实挺直接的，就是觉得他们一直在台湾长大，真的没见过多少“大风大浪”。

这几天，他们跟着李敖游览了壮观的万里长城后，会惊叹世界上竟有如此美丽的景色，也就不会再去纠结家门口那条小溪到底有多长了。

可以说，后来李敖的儿子李戡之所以选择报考北京大学的经济学院，多少受到了他之前参观过北京的影响。

李敖直说，别看他在外边挺威风凛凛的，一回到家，他可没啥话语权。

因为年龄差距太大，他和孩子们相处时，更像是爷爷和孙子孙女那样。特别是他的女儿李谌，简直就像是专门来治他的小祖宗。

当李敖在山间埋头读书写作时，谁也劝不动他，唯独这个宝贝女儿，一个电话就能让李敖不顾夜深，从山上匆匆赶回家，只为了能在女儿的试卷上签个字。

李敖特别疼爱女儿，他觉得女儿说的孩子气的话特别逗人，因此从来不会跟她太较真。

说起来，李敖对待家人和对待外面的人，态度简直是天差地别。

【“诉讼大王”李敖】

李敖因为性格倔强、行事特立独行，给自己惹了不少祸端。在台湾生活的日子里，他陆陆续续卷入了近百件的法律纠纷。

李敖从不是个会躲事的人，反倒他经常是那个把别人告上法庭的原告。有朋友问过他，老是这样打官司，就不怕自己哪天会败诉吗？

他跟朋友聊天时很乐观地说，打官司就像看场球赛，他并不太在意最后是赢是输，重要的是享受打官司的那个过程，最后的结果他并不怎么看重。

因此，就算那会儿国民党的秘书长用嘲笑的口吻吓唬李敖，李敖也根本没把这点小恐吓放在心上。

李敖曾经把假故宫博物院的头头告上了法院，这场官司来来回回折腾了快四年。这四年里，院长过得那叫一个煎熬，可李敖却觉得挺有意思的。

所以，就算最后法院判了院长无罪，但从结果上看，李敖其实也没吃亏。

李敖的那位律师老友，看着李敖这些年一场接一场地打官司，他开玩笑说，自己当律师都当腻了，可李敖却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，从年轻一直斗到老。

这些年，李敖因为打官司写的文字，比律师的起诉状还堆得高。不论是有点小名气的作家，还是大权在握的政府高官，李敖全都敢告，毫不畏惧。

他并不像古人讲的那样，懂得“得饶人处且饶人”或“做事留有余地”的道理，相反，他总是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家，碰到不公平的事，绝不能忍让，一定要勇敢站出来争取。

这种情况造成了一个结果，就是李敖起诉别人变得越来越随意，而在台湾，却没人敢反过来把李敖告上法庭，就连李登辉也不敢这么做。

这些年他们跟李敖打了不少官司，心里都清楚，李敖这人就像块硬石头，根本啃不动，绝对不能随便去碰。要是真惹毛了他，别说想要讨回公道，搞不好还会把自己搭进去。

不过李敖并不是随便乱咬人，没有个准儿，他心里其实有把尺子，这把尺子就是讲究个是非分明。

要是谁做的事违背了李敖心里的正义尺度，不管是多大的人物，比如蒋介石，还是政坛里没啥名气的小角色，他都会选择去告发，这样他心里才踏实。

但是，李敖老是打官司，不光是为了让对方消消气，更重要的是想树立自己的名声。

李敖一直觉得，行动起来比光说不练强得多。他对自己的人品很自信，以前曾说过：

在台湾省这块地方，我算是几十年来始终如一的那个人了。就算多次被抓去坐牢，我也从没动摇过我的信念。

可以说，李敖就是那种宁愿正直也不肯弯腰的人。

【结束大陆行之后的李敖】

李敖心里有着一份特别的“大陆情怀”，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台湾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还一直坚持拥护一个国家里两种制度的原因。

但李敖自己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对故乡的思念，他在受访时说：

只有那些爱装文艺范的老派诗人，才会整天念叨着乡愁，我这个堂堂正正的大老爷们可从没那闲工夫发愁。

因此，2005年到大陆旅行，让李敖感受更多的是兴奋和快乐，而非感伤。这在他前往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，就显而易见。

当清华的同学们整齐站好，大声喊着“欢迎李敖先生回国”时，李敖却没有露出笑容，反而批评他们说：

你说啥欢迎啊？我其实一直都在，没走开过呢。

他从不觉得这次的文化活动，是让自己“衣锦还乡”的大事情。

对李敖来说，这几十年里，他就像是在祖国的不同地方搬来搬去，但他的身体和心始终都在这里，没离开过半步。

1999年8月，当李敖被提名作为2000年台湾领导人大选候选人时，他直截了当地说，他竞选的是中国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职位。

那段时间，李敖老是想挤进台湾的政坛，可一直没能如愿。没想到，到了2004年12月，眼看就要退休的李敖，竟然意外地被选为台北市南区的“立法委员”。

李敖在台湾政坛摸爬滚打了三年，结果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实在没必要再拿自己晚年的悠闲时光往里搭了。

结果，这位立法委员没干多长时间就卸任了。

回到大陆之后，李敖就打算不再参选，不走政治这条路了，而是选择老老实实待在家写书。那段时间，他陆陆续续出了好几本书，像《李敖议坛回忆录》等等。

他讲，这些年自己总被晾在一边，好不容易花了大半辈子才争取到这点小权利，结果还是没能保住。现在他只想跟那个岛彻底划清界限，天天待在山上写东西、搞研究。

他从大陆返回后，凤凰卫视的老总刘长乐，就是那个以前常联系李敖的人，并没把李敖忘在脑后，还时不时会跟李敖通个电话聊聊天。

2008年北京开奥运会那会儿，其实有打算请李敖亲自来北京瞧一瞧，可惜李敖因为身体不太好，最终没能成行。

后来，到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那会儿，刘长乐再次向李敖发出邀请，希望他能到上海来玩一玩，不过李敖那时候身体状况还是欠佳，就礼貌地回绝了邀请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李敖的孩子李戡没有选择上台湾的台湾大学，而是决定去北京大学的经济学院继续深造，于是李敖就借着这个契机，再次来到了大陆。

李戡为啥挑了北京大学，这事儿还挺有意思的。

他在申请信中提到，他家里有不少人和北京大学有缘，比如他的爷爷、姑姑都曾是那里的学生，就连他爸爸李敖也常因为没有上过北京大学而觉得有些失落。

他心里明白，台湾迟早会回到祖国的怀抱，而他甘愿成为一座连接两岸的小小桥。

还有一个原因是，他12岁时和老爸李敖一块去过故宫，那时候，他老爸李敖受到了非常高的待遇。

但李敖心里明白，他跟刘长乐说过实话：

我现在75岁了，身体大不如前，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回大陆了。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现在这副模样，跟以前的我比起来，真是挺让人心疼的。

不过到了2010年，李敖还是毅然决然地到了北京和上海，并且还作为贵客游览了那时候正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。

在那之后的几年时光里，李敖身子骨越来越差，可他始终没有扔下手中的笔，一直在坚持写作。

2017年的时候，李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，他告诉记者自己得了脑瘤，寿命可能只剩下最多三年了。

他说起自己还有两个心愿没达成。一个是想早点把《李敖大全集》的85册都弄完，另一个就是想把自己收藏的钱穆等人写的信，送给大陆的图书馆。

尽管年岁已高，李敖心里还是念着大陆，他盼着，就算自己没法再踏上大陆的土地，但那些他悉心收藏的宝贝能回到祖国的家里。

真让人难过，还没到三年期满，李敖就在2018年3月18日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离世了，他当时83岁。

就像他以前讲过的一样：

我希望能作为中国人，在台湾度过我的最后时光，要是这能成真，我就死而无憾了！

李敖，大家都叫他“官司高手”，是个在政治边缘徘徊的人物，还是一位独一无二的文学巨匠，同时，他也是属于我们国家的李敖。